2010年《面对面》上柴静邀约丁仲礼院士到访，在采访当中两人就“公平的减排方案”进行探讨。
此前国际组织IPCC对发展中国家提出限制，要求将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限制，提高欧美主流发展国家的碳排放量，保障主流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高于发展中国家7.54倍。
对于国家而言，碳排放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根本。一个国家如果碳排放量被人为限制，工业发展和正常工业制品设备的使用频率也将会被限制。当然如若中国想要获取到同欧美国家相同的碳排放量，就必须要向欧美国际组织缴纳上万亿美元费用。西方的做法，同数百年前辽国对于宋朝的“澶渊之盟”如出一辙。
当年宋朝向辽国赔款求和，每年输送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赠予辽国，只为保障所谓的“生存权”。
西方又再次用类似的方法，试图从中国手中套走改革开放发展的财富。
丁仲礼院士意识到其中的问题，便在同柴静的谈话当中多次表明：
“国际社会的碳排放权的分配应当是秉持着平等原则的。”
但对于丁仲礼院士的看法，作为公知女神的柴静并不认可。她在话语当中，不但坚持表示IPCC提出的“减排方案”合理性不容置疑，认为国际组织的条例必须要遵守。丁仲礼院士在节目上苦口婆心用专业知识向“公知女神”柴静进行解释，表明IPCC背后对中国的束缚想法。但柴静却反过来不断质问丁院士，是否是用政治来探讨环境问题。
看过早期柴静采访和访谈节目的人，定然会对她的反应感到失望。早年的柴静，在采访中秉持着作为媒体人的客观和冷静，对于社会新闻和时事都保持着相对冷静的态度。也正因为这份客观，柴静曾经被中国老百姓追捧为“公知女神”数年之后，这位冷静客观的主持人却站在欧美国家一侧发声，让人倍感唏嘘。
中国媒体娱乐行业对于主持人的支持力度不大，许多艺人都能够登上舞台进行主持。泛娱乐化导致我国主持行业相对较为没落，能拿得出手的主持人屈指可数。其中可以被中国老百姓记住的主持人少之又少。而柴静，则是这类少数人群中较为显眼的一位主持人。
柴静在中国主持人当中，属于一名非常有辨识度的记者。她的主持风格极为新颖，自己又擅长使用看似冷静、客观的话语，来点评社会新闻和人物。柴进的做法，也很快引起一大批观众的支持。凭借着观众的喜爱，柴进从初出茅庐的湖南卫视主持人，摇身一变成为中国传媒大学的进修生。
中传是进入央视的门槛，也是柴静进入中国主持人界最高殿堂最好的办法。随后她被央视选中，顺利成为一名女记者。但是成为女记者，仍旧离柴静成为主持人的目标存有一定的距离。柴静要想进入央视工作，势必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敲门砖。
2003年非典暴发，柴静孤身一人奔赴非典前线地区，同病人、医生零距离接触。将生与死抛之脑后，为老百姓呈现最真实的一手讯息。对于那个尚未处在信息大爆炸时代的中国而言，柴静的出现有稳定民心、安抚百姓的做法。柴静由此一炮而红，开始走上舞台负责主持《看见》《面对面》等节目，柴静由此走上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
但大红大紫之后，柴静开始屡屡做出让人匪夷所思的行为。昔日公知女神，终于跌落“神坛”成为人人鄙夷的对象。
柴静“跌落”神坛，主要是她做的两件事给了老百姓极大的触动：
2013年7月，《看见》节目暂停播出。坐在电视机前的老百姓，对突然停播的消息困惑不已。最终央视工作人员对外透露，表示《看见》停播与柴静赴美生子有关。10月柴静在美国诞下女儿柴知然，消息传回国内引起极大的争论。
在娱乐圈当中，赴美生子一直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明星艺人奔赴美国生产，主要是美国给予的政策福利：根据美国法律，只要是在美国领土、领空生育的孩子，出生便可以享有美国国籍。国内有人提出观点，认为作为一名以报道社会新闻出名、以爱国之名发声的女主持人，不应当选择赴美生子，这是对爱国之名的一种亵渎。
舆论压力之下，柴静选择退出央视舞台，“公知女神”转头专注于出书制作。不过社会上，仍不时出现对柴静的负面评价。但大部分谈到柴静的批评，主要指责点并不是批评柴静赴美生子一事，而是批评其在2010年采访丁仲礼院时表露出的消极态度。
柴静在碳排放权份额分配的问题上，对丁仲礼院士反对IPCC的做法做出尖锐刻薄的批评，让老百姓倍感不满。号称“公知女神”、“爱国主持人”，对于国内事务都是坚定保持着中立、客观和冷静的态度。敢于说真话、敢于为国说话，这是一众老百姓最喜爱柴静的地方。但在碳排放问题上，柴静不惜用折损自己公众影响力的方式来表露出对于欧美国家的支持，让老百姓终于看清所谓的“公知女神”双标爱国的本质。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一个碳排放问题至于让柴静跌落“神坛”？答案自然是肯定的，碳排放问题涉及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将影响超过数亿人的生存问题。
柴静在这个问题上表露出对欧美国家的质疑，便是对我国和人民的一种彻头彻尾的背弃。碳排放权事关重大，丁仲礼院士表露出对欧美国家的反对，是对我国老百姓人权的争取。
将时间拉回数百年前，欧美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推动工业化进程。此时的欧美国家排放出的碳排放总量非常惊人，但他们并未对此表露出关注，而是选择性地对这个问题进行淡化处理。百年过去，欧美国家纷纷转型为轻工业重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国家，原有工业职能开始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此时以IPCC为首的国际组织提出，要求对各国碳排放量进行限制，以求延缓全球变暖加剧的现象。不难看出，欧美国家的做法表面上是为保护地球，实则是为防范更多国家跻身跨入发达国家序列。越来越多的国家从工业国家转型进入现代化国家，将会导致欧美国家在金融、服务业、科技领域上失去优势。为求封锁上升路线，欧美国家才假借IPCC之口用全球变暖等环境保护旗号来维护自己原有地位。
2010年IPCC将矛头对准中国，表示要限制中国碳排放量总数，以中国的牺牲来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西方国家针对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在碳排放量上较为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准。如若总数继续提高，将会造成人类总碳排放量基数过大的问题。
限制中国进一步提升碳排放量，但西方国家的言论中，很巧妙地避开谈到人均数的问题。中国拥有数十亿人的人口，人口基数大势必会造成碳排放量总数过大。同年美国碳排放量位居全球首位，人口数量却仅有一亿人。一个中国人仅仅只能排放6.2吨二氧化碳，但一个美国人可以排放18吨二氧化碳、加拿大可以排放15吨、澳洲可以排放18吨。显然这对于人口基数较大的中国而言，是一项并不公平的政策。
丁仲礼表示对IPCC的反对，便是因为他们并不以人均定标准，而是粗暴地用国家额度限制碳排放量。丁仲礼的谈话当中，也说道中国在该领域上可以做出一定的牺牲，只需要能够达到欧美国家80%的水准即可。这些言论原本是以专业化数据对欧美国家的驳斥，但是柴静却选择忽视丁仲礼给出的专业分析。
“中国碳排放量太高了，我们应当限制自己，不能用政治代入思考环境问题。”
由此可见柴静的言论，到底是在维护谁的蛋糕？中国在发展领域上本就处在落后的地位，在能耗使用率上本就高于欧美国家。如若按照欧美国家制定规则进行发展，将无缘投入工业产出建设，在科技领域上将毫无创新可言。
丁仲礼院士在谈到碳排放问题上，坚持对中国提出碳排放量限制，一定要考虑人均数额的问题。丁仲礼的说法是一种对老百姓负责的态度。
对于北上广深老百姓而言，或许减少汽车使用频率、坚持绿色出行便可以达到减排生活的目的。但中国拥有辽阔的领土，除去北上广深四大城市之外，还有许多地方老百姓依赖于工业行业谋生求发展。对于这部分老百姓而言，如若工厂碳排放量按照IPCC和哥本哈根大会等协定制定方案执行生产计划，工厂将只能以缩小生产规模、裁减大批员工以满足要求。中国工业体系不仅难以继续维系下去，并且大批职工将会面临失业等问题。
将目光从工厂转移到农村，碳排放限制对老百姓的影响更为显著。农村地区老百姓将不得使用乔木焚烧，农村荒地开垦焚烧现象将会大幅度减少，生活上将只能依赖于天然气和无烟煤。但使用这类能源，将会使得农村地区老百姓的收入分配进一步失衡。本就不多的收入，还要用于为“环境保护”、“国际减排政策”买单，对他们而言同样不公平。柴静的做法，不仅是在维护欧美国家的利益蛋糕，更是在掐断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基本权利。
柴静在自己制作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中不断表示，雾霾等现象让自己的孩子失去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但她并不知道，在她看不到、听不到声音的底层劳动阶层中，还有大批老百姓将会因为她的引导失去生存的权利。
“公知女神”可以用媒体等官方平台诉诸自己的不满，但底层老百姓却未有一个平台发声，说出自己对于国际政策不平等问题的不满。而丁仲礼院士的出现，便是为底层老百姓发声，打破不对等关系的存在。但当柴静听到另外一种声音的时候，自然而然会选择站在居高临下的角度，以所谓的道德和政治正确等言论，抨击和批评丁仲礼院士的声音。
因为丁仲礼代表发声的一群人，本就和柴静的话语权存在不对等的关系，在柴静的逻辑当中这群人本就处在一种不重要的状态。所以才会看见，在访谈节目上，丁仲礼痛心疾首地问道柴静：
底层老百姓和柴静这种关系不对称的问题，放大来看同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国家在碳排放问题上不对等的情况颇为类似。
西方国家自己顺利完成工业化，无需再依赖基础工业为自己创造收入和价值；而发展中国家尚处在工业建设的基础阶段，极为依赖能源消耗过大的产业发展。
发展中国家离不开的东西，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但西方国家巧妙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国际话语权，以部分国家的利益堂而皇之为全球各国分配碳排放权利。只要能够延续自己的地位，保住自己的需求和利益，发展中国家上升可能性对他们而言，便无任何重要性可言。
再者对于西方国家来讲，将潜在竞争对手扼杀在摇篮之中，本身便是一件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但对柴静而言，IPCC的话便是国际公信力，不容置疑更不容反驳。但丁仲礼敢于驳斥IPCC，本身是有自己的道理可言。
IPCC谈及碳排放问题，以及论述相关环境保护问题实施办法，都会在文件和宣发报告当中提到“评估”、“预测”等词。时至今日，IPCC仍旧无法为全球给出一份准确的全球碳排放报告，仅仅给到各国的是碳排放数值与估值数据。
IPCC的评估预测内容，大多来自于电子计算机模拟气象报告。这些内容存有不确定性较大，IPCC对此也是无法给出准确的对与错结果定论。丁仲礼院士在同柴静的对话当中，多次拿出实地考察结果给柴静分析。这些理论数据分析，丁仲礼院士是实打实拿事实说话。同柴静仅靠IPCC那些计算机评估数据的论据，存有非常大的不同。
丁仲礼院士在早期的实验当中，曾经亲赴四川、陕西等地，根据1.8万个不同时期的化石样本为基础，多维度建立起了中国黄土高原260万年来的气候记录曲线。在数据当中表明，唐宋时期我国气候变暖现象更为严重，但并非对社会造成过较大的影响。这些理论分析表明，过分限制碳排放并不会对地球拥有太大帮助。
本身对于碳排放问题，学界便存有较大争论。对于IPCC的研究和评估报告，同为国际组织机构的NIPCC多次逐条给出批驳建议，认为他们的评估预测存有不当之处。碳排放权本身是一项价值非常之大的权利，在国际社会上普遍将碳排放权同国家发展权划等号。将这种权利交付给一个评估数值尚不准确的国际组织定额，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将非常难说。
在采访内容当中，柴静多次以IPCC的内容提出问题反驳丁仲礼院士。丁仲礼院士以数据内容给出回应，交付给她准确的分析。并且丁仲礼院士自始至终都说过，要坚持削减碳排放量。但如何制定减少排放政策，不应当是一种以西方为首的数据评估作为依据。
丁仲礼院士谈的是科学和平等，而柴静却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上，妄图以西方观点说服丁仲礼院士。这样的做法，不仅荒谬荒唐更让人难以信服。昔日公知女神备受批评，也确实是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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